海港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 2017-07-24

作者:姜波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们借助季风与洋流,利用传统航海技术开展东西方交流的海上通道,也是东、西方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和思想相互传输的纽带。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港口、沉船和贸易品是解读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遗存,而尤以港口遗迹最具代表性。


      古代海港城市一般选址于河流入海口,这样对内可以依托内河航运形成的贸易网络,对外便于接驳海洋贸易体系,同时还可以规避的海洋风暴和海盗袭击。以宋元时期的泉州港为例,晋江水系上游的磁灶窑、德化窑产品顺江而下,海运大船则自泉州湾溯江而上,二者在泉州港江口码头一带交汇接驳,由此而形成了声名远播于海内外的东方贸易大港。


       近年来学术界对泉州港和漳州月港遗址的考古调查发现,为适应海洋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内陆城市的海港城市形态,我们称之为“海港模式”,它包括一系列的考古遗存,如:市舶司、码头、航标塔、港市、祭祀设施、仓储设施、渠运设施、窑址、海防设施等等。以泉州港为例,这里有管理海洋贸易的市舶司,有作为航标塔的万寿塔与六胜塔,有作为贸易集散的泉州港码头(石湖码头、美山码头和文兴码头),还有适应海洋贸易的祭祀与宗教设施,如九日山祈风石刻、天后宫、清净寺、通淮关帝庙、开元寺、真武庙、灵山伊斯兰圣墓、草庵(摩尼教寺院)等遗址。


泉州清净寺遗迹(始建于1009年,姜波/摄)



      以海港为联接点,由不同族群主导的海上贸易形成了自成一体的贸易网络。古代中国人的海上贸易线路,以郑和航海时代为例,其主要的海上航线为:南京-泉州-占城(越南)-巨港(印尼)- “锡兰山”(斯里兰卡)-古里(印度)-忽鲁谟斯(波斯湾口)。这条航线将南海贸易圈、印度-斯里兰卡贸易圈和波斯-阿拉伯贸易圈连贯成一条国际性的海上贸易网络,并进而延展至东非和地中海世界。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港口(采自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



       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方殖民贸易者建立了有别与古代波斯-阿拉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港口贸易航线。以海洋帝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例,二者各自依托其海外开辟的港口枢纽,形成了东、西两大世界贸易体系,葡萄牙人的贸易线路为:里斯本-开普敦-霍尔木兹-果阿-马六甲-澳门-长崎;西班牙人的贸易线路为菲律宾马尼拉港-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秘鲁。澳门-马尼拉则是对接葡萄牙人贸易网络与西班牙人贸易网络的航线。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形成了诸如广州、泉州、马六甲、古里等著名国际海洋贸易集散港口,同时还形成了诸如斯里兰卡、琉球、马尔代夫这样的贸易枢纽地。而在古代中国,由于面向东南亚和东北亚海外贸易的发展,分别形成了广东上下川岛和浙江舟山群岛两个“放洋之地”(意即“远航出海之地”),这种孤悬海外的离岸贸易集散地,可以看作是海港城市的另一种形态。


反映1750-1800年广东港情形的“广州城一览图”


      海港遗址出土的舶来品成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实物,如合浦港出土的金花球串饰(地中海风格)、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罐(源出波斯湾地区)、宁波港出土的高丽青瓷、广州港出土的威尼斯银币等等,可谓不胜枚举。地下文物的出土,与画像作品中显示的港口城市洋船云集的图景,可谓相得益彰。

      海港遗址为探究海上丝绸之路上古代族群、语言和宗教的交流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考古遗存。泉州出土的多种语言碑刻,展示了作为国际性海港城市的族群与语言多样性。例如,泉州发现的元代至治二年(1322年)“阿含抹”墓碑,用汉文与波斯文两种文字书写,阿含抹本人则是一名波斯-汉人混血儿,生动说明了当时的泉州港族群融合的实施。波斯语是当时海洋贸易的国际通用语言,正因如此,郑和下西洋时曾专程前往泉州,在泉州招聘翻译,史称“通事”。《星槎胜览》和《瀛涯胜览》的作者费信与马欢,就是当年郑和在泉州招聘的两位“通事”,其作品成为研究郑和航海的珍贵史料。


      海港遗迹突出地体现了古代文明交流与对话的遗产价值。如泉州港的开元寺(佛教)、真武庙(道教)、天后宫(妈祖)、清净寺、摩尼寺以及印度教、景教遗迹,生动展示了作为国际贸易港口城市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再如斯里兰卡加勒港出土的“郑和布施锡兰山碑”,是郑和在永乐七年(1409年)树立的一块石碑,碑文用汉文、波斯文、泰米尔文三种文字书写,分别记述了中国皇帝向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主神供奉的辞文,堪称反映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同族群、语言和宗教相互交流的代表之作。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21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