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8-10日，由中国考古学会水下考古专业委员会、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水下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孙键，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福建省文物局局长傅柒生，厦门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和荣，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院长张侃，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郑敏慧等领导出席并致辞。来自北京、辽宁、天津、山东、安徽、上海、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海南、广东等地的60余名水下考古专家学者与会，围绕“水下考古人才培养、技术与方法”“水下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甲午战舰与内水考古”“航海考古与海洋文化史研究”四个专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交流。 

议题一：水下考古人才培养、技术与方法

第一场研讨的议题为“水下考古人才培养、技术与方法”，由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王泽冰主持。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馆员梁国庆系统梳理了我国的水下考古专业人才培养的发展过程与成就。将我国的水下考古专业人才培养划分为起步、茁壮成长期、迅速壮大期三个阶段。我国的水下考古人才培养体系逐渐呈现专业化、系统化等多元化趋势，探索、完善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备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组建一支传承有序、技术过硬且有一定规模的水下考古专业人才队伍，有力支撑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余凤玲副教授在《威海湾甲午沉舰沉积环境分析》的报告中，以威海湾甲午沉舰的沉积环境为研究对象，综合考古发现及210Pb测年数据分析威海湾沉舰遗址的沉积环境，希望厘清沉船遗址与沉积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对威海湾沉舰遗址的沉积过程进行了科学的验证，并指出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威海湾清末海床面在埋深约31 cm处，湾内外一致。0-5 cm 为扰动层，湾内外一致。5-31 cm 为自然沉积地层，为沉舰平衡后上覆沉积。湾内的表层沉积物主要来源是沿岸流带来的海相沉积，威海山上的风化沉积输入占比不大。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房旭东的报告题目为《声学探测数据融合技术研究及水下考古应用》，他分享了基于有限元的声学正演响应模型，在千岛湖和厦门近海放置人工目标物进行的多波束和侧扫成像声呐探测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多波束与侧扫声呐都是针对海底表层进行探测的，两者侧重点不一，各有优势，经数据融合后可提高目标物的判断；对掩埋物的探测则还需要利用浅地层剖面仪，参考传统地震勘探领域的一些采集与处理技术，并结合地形地貌特征，获取更多的地下介质信息。结合模型实验及部分水下考古实践，对水下考古物探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进行了探索。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岳超龙《数字摄影拼接与三维影像重建在水下考古中的应用》报告中，分享了数字摄影拼接和三维影像重建这两种技术的概念原理及常用软件，以华光礁一号、丹江口沧浪亭遗址等为例展现拼接摄影在水下考古中的成功应用，并比较了这两种数字技术之间的异同点。以漳州圣杯屿沉船的三维影像重建工作为例，对其工作进行总结并详细分享了这两种技术在水下考古的实际应用中关于前期准备、拍摄、设备、人员等方面的注意事项，为水下考古影像资料记录提供参考。

山东大学海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姜波教授作为本场评议人指出，梁国庆的报告清晰地呈现了中国水下考古的历程、模式、发展和多元化问题。国际培训方式、高校教学工作开展，都使得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不断朝着新的局面发展。剩余三位报告的学者向我们从科技与水下考古融合的角度展现了中国水下考古多元化、信息化的方法与技术。余凤玲通过科学检测验证1895时期的沉积大约在水下30厘米处。其提及的潮流的影响十分值得关注，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的改变得到了有力的验证。房旭东、岳超龙两位年轻学者关于多波束与侧扫的结合，三维影像重构和数字影像拼接的报告都体现了中国水下考古多学科合作的发展方向。 

议题二：水下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

第二场研讨的议题为“水下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冯雷主持。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徐文鹏副教授的《从沉船出水资料看南宋德化窑的生产与外销》，通过空间分析、生产规模的量化分析、出土器物类型学分析和化学成分分析等跨学科方法，研究了南宋时期德化窑内部的盖德、龙浔－三班两个区域瓷器生产的特点。他通过对南宋时期几艘重要沉船遗址（如爪哇海沉船、华光礁一号、南海I号）出水的德化窑瓷器进行系统对比分析，并结合化学成分分析所进行的精细化产地判断，重新思考了南宋时期德化窑生产与外销的阶段性问题。

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馆员陈浩的报告题目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考古发掘与初步研究》，他分享了福建漳州海域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工作开展情况及研究成果。经过2014年以来的三次水下考古调查和2022—2023年度的水下考古发掘，圣杯屿沉船遗址发现了船体构件，并出水文物1.7万余件，主要为作为船货的元代龙泉青瓷和陶罐、铅锤、印章等船上生活、航海相关文物。发掘过程中与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开展多学科合作，拓展水下考古资料来源。他指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是龙泉青瓷通过东洋或西洋航线外销东南亚或者南亚地区的典型代表，也是元代晚期龙泉瓷器外销高峰的典型代表，重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实证了福建海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段和节点。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肖达顺汇报了《广东水下考古工作概览》。他系统梳理了广东省水下考古工作的发展历程，分为萌芽、开启、发展、成熟、经典、新元六个主题。广东省从最早的海岛调查工作到中日合作南海沉船，再到“南澳Ⅰ号”的尝试发掘和“南海Ⅰ号”的世界典范，广东省始终坚持课题意识，水下考古成果频出，南海一号整理研究将是未来广东省水下考古工作重点，新人成长和跟随国家统一部署走向深海将是新起点。

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海深海考古研究院）办公室主任、研究馆员贾宾的报告题目为《海南水下考古工作概述》，他从岛屿考古调查、水下考古调查及发掘、深海考古三个方面介绍了海南省的水下考古工作开展情况。报告详细介绍了西沙群岛岛屿调查工作、文昌宝陵港沉船遗址调查、华光礁I号沉船遗址调查及发掘、珊瑚岛沉船遗址调查、南沙群岛水下文化遗产调查和南海西北陆坡考古调查状况，发现了唐至清代的器物、小型近海贸易沉船，少量青花和白釉瓷器等文化遗存，展现了海南省在水下考古的潜力和无限可能性。

福建博物院研究馆员栗建安作为本场评议人指出，徐文鹏老师应用科技检测对南海一号出水德化瓷的研究很重要，以往基于田野考古和经验的认识有较多局限，实际情况是多元和复杂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在科技水平上重新审视以往的出水陶瓷，加以分析、纠正认识，对今后更加精准研究出水资料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期待徐老师的研究更加深入。陈浩副所长关于圣杯屿沉船的报告，是精细化考古研究成功运用的重要成果，初步的整理工作也即将结束，期待报告早日发布。肖达顺所长全面介绍了广东水下考古工作历程，不仅有“南海一号”“南澳一号”等重大发现，还做了长期、全面的水下考古工作，在中国水下考古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贾宾研究员系统整理了海南的水下考古工作，让我们了解了海南做的很多水下考古项目，仅历年西沙群岛的水下考古调查、发掘就发现90多处水下文物点，说明海南在中国水下考古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期待海南能够做出更多的成果。 

议题三：甲午战舰与内水考古

第三场研讨的议题为“甲午战舰与内水考古”，由上海大学海洋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丁见祥教授主持。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基地运营部（海洋考古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研究馆员周春水有做《甲午沉舰考古工作综述》的专题报告。报告内容分为甲午沉舰的水下考古、文物保护及研究工作三部分。甲午沉舰水下考古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丰富的海战遗迹考古发现。水下考古工作侧重于与科技手段、多学科间的结合，十年调查探索出一套实践可行的近现代沉舰考古工作方法。甲午沉舰考古共出水各类材质文物达4000多件，分为武器弹药、舰材及内饰物、船员日常生活物品等。文物保护工作贯穿出水文物现场临时处理与出水文物实验室保护修复，为后续博物馆宣传展示甲午沉舰考古成果奠定基础，此外，海底沉舰遗址还创新性采用牺牲阳极技术实现原址保护。研究工作已由简单的文物辨识提升到文物内涵的诠释，注重挖掘考古实物印证海战细节、彰显北洋将士家国情怀，加强运用多学科对海洋沉积环境的科学分析，推演沉舰遗址形成过程。此外，近年来研究工作还拓展到对国外造舰、购舰档案的收集与研究。

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馆员孟杰汇报了《山东威海甲午沉舰水下考古发现》。他介绍了水下考古调查工作背景、历年工作及主要发现。威海湾甲午沉舰水下考古调查确定了沉舰身份及沉没位置、保存状况等信息，为遗址保护工作奠定基础。威海甲午沉舰出水大量沉舰遗物，为近代海军史、舰船史及甲午战争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开拓了钢铁材质的沉舰遗址水下考古调查与研究新领域，形成了成熟的近现代沉舰考古与保护工作方法，为近现代沉船调查工作开展积累了丰富经验。

合肥市文物保护中心馆员钱程的报告题目是《巢湖流域史前至汉代聚落变迁研究及相关水下考古展望》。他首先介绍了巢湖流域的区位概况、湖泊概况、水文及地理概况及考古学文化概况。随后对聚落变迁所体现的文化因素交流和历史发展进行分析，新石器中晚期至商周由于土著人口增殖与北方部族南下，聚落数量增加，向低海拔扩散；商周至汉代聚落数量急剧减少，城市雏形出现。巢湖地区早期先民对自然环境有着较强的依赖，对自然变化的响应处于被动状态。后期随着农田水利及生产技术的进步，政治、军事、贸易交通逐渐成为影响聚落变迁的重要因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巢湖的水陆分布。巢湖水下考古工作的进行对内水考古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田野考古与水下考古的延伸。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辛光灿的报告题目是《2023年浙江千岛湖水下城址考古调查》。千岛湖水下城址源于新安江水库淹没村落，淹没区内有两座重要的城市遗址——淳安县老县城又称贺城，遂安县老县城又称狮城。去年调查的主要目标是保存状况较为完整的狮城，运用物探调查方法对古城完成了无遗漏的全覆盖测量,采取多种技术手段，摸清了狮城遗址的分布范围、城市轮廓、遗存现状、埋藏环境等基础资料。应用侧扫声呐，清晰展现出城墙、房屋、湖泊、公路、梯田等的细部轮廓。综合二者，测绘出狮城水下平面图。此外，应用单体遗迹三维全景扫描，在狮城北门内外及附近茶厂进行多点测绘，选择有代表性的单体遗迹，进行全方位拍摄，完成水下三维全景成像工作。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崔勇作为本场评议人指出，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有一个发展的轨迹，水下考古也不例外。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动跟随，先发现沉船再去做工作；第二个阶段是主动寻找，靠经验去寻求突破；第三个阶段是提前规划，科学的规划先行，根据项目的现有资料逐步展开，甲午战舰的工作就处于这个阶段，这是水下考古成熟的标志；第四个阶段是重点突破，即深海考古。对于巢湖流域聚落变迁的研究看似与水下考古无关，实际上与水下考古原始的起点非常接近。另外，在内陆湖水库的工作包含很多，可以通过对已知点的调查，反推对未知点的工作，水库是一个非常好的水下考古实验场。 

议题四：航海考古与海洋文化史研究

第四场研讨的议题为“航海考古与海洋文化史研究”，由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馆员尹锋超主持。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水下遗产保护部主任、馆员薛广平的报告题目是《青岛海上丝绸之路考古近年来的发现与研究》。他认为青岛自然禀赋优越，依海而生。历史积淀深厚，因海而兴。从先秦至汉代的琅琊古港到汉至魏晋不其港及周边再到唐宋（金）密州板桥镇设立市舶司、胶西榷场，青岛都是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开展政务往来、经济贸易、宗教交流的重要口岸；至元明清时期仍然是海上漕运的通道、北方贸易的重要口岸。随后介绍了青岛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申遗工作，以及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和相关研究成果。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雷少汇报了《浙江沿海地区制盐器具发展演变初探》，对浙江地区盐业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雷少将制盐器具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介绍，新石器时代末期出土于大榭遗址和姚家湾遗址，青铜时代早期出土于周家遗址和金鸡山遗址，青铜时代晚期出土于方墩遗址和孙家墩遗址，宋元时期出土于前塘垟遗址和九亩丘遗址。浙江沿海地区出土的制盐器具，可分为煮盐的容器和与之配套使用，主要起支撑作用的陶支脚、支棍和支臂。陶容器的演变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距今4400—4300年间钱山漾文化早期的大口缸，第二阶段是距今4300—2500年该文化晚期的大口盆。陶质支撑工具的演变，主要体现在陶器组合与细部形态，以及羼合料的变化上。煮盐器具的演变，除了与盐灶的平面形制和内部结构变化息息相关以外，还与生产规模扩大，提高海盐产量的需求有关。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馆员梅术文的报告题目是《吴越——中国舟船的发源地》，他认为吴越为了适应水路阻隔、获取资源，舟船的出现就顺理成章，名城、海港的发展与后来舟船技术的大发展相辅相成。舟船的起源是独木舟的诞生，在历史阶段，随着人们的需求，木板船应运而生。造船技术扩散后，根据航行海域的不同，可划分了四种类型不同的船型：福船、广船、沙船和浙船。舟船从吴越之地发源后，对四大海船船型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宁波建造的神舟、客舟、商舶，反映了浙江地区的不可低估的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吕睿在《从水下考古看万历年间的闽南到关西航线》的报告中，首先介绍了明代文献里和舆图里的中日贸易。长崎县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国与日本的桥梁，也是江户幕府锁国时期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宋元以来，闽南商人就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有前往海外进行贸易往来的传统，经过查看长崎港250年来的交易记录可以发现福建船是最多的，船主和唐通事中出身福建者也是最多的。十七世纪荷兰运输渠道上发现中国外销瓷遗存。在《东西洋考》等历史文献和府志中关于日本贸易的详细记录、对商业的相关图像记载可以了解闽南的海商对于关东的认识，对重构东亚航海贸易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研究馆员王结华作为本场评议人指出，本场汇报的主持人和四位报告人都是中国水下考古优秀的中生代、新生代力量，展示了各自的风采，也展示了中国水下考古的风采。这场报告的主题可以归纳为“三海”：海丝、海盐、海船，看似与水下考古无直接关涉，实际上却密切相关，可以扩大水下考古的工作视域和研究领域。在报告的内容上，薛广平所做的研究成果可圈可点，发现的遗存类型丰富，既涉及田野考古，也涉及水下考古，建议将青岛的相关工作和研究放在更大的时空框架中来展开。雷少所做的海盐考古研究，首次系统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再到宋元时期浙江沿海地区制盐陶器的阶段性特征，期待今后有更多的发现和更好的成果。梅术文的报告从当前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结论基本成立，也期待有更多更好的发现来更新结论，从而进一步前推中国的造船史和航运史。吕睿的报告重点关注了明代晚期“隆庆开海”之后闽南到关西的海上航线，期待今后能分享他所做的关于更晚一段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 

（摄影：张颢馨、尹祥羽；文字：李佳蓉、陈可越；审核：辛光灿、王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