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信心百倍已准备好在庚子年春季开学，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本科生与研究生奉上《水下考古学概论》第一讲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我们原先的计划，最终我与学院领导协商调整了本学期课程，改为下学期开设。究其根本，我和我的水下考古同事这些非专业教师第一次到北京大学讲授这门课程，不仅需要系统的专业知识，可能更需要面对北大学子的勇气与挑战。因此，我们缺少足够的信心第一次在北大讲课就选择网课这种虚拟形式。

一

　　虽然疫情导致课程没有开成，多数工作也受到影响，但却有了充足时间静下心来整理资料等文案工作。当我集中精力整理中国水下考古30多年的大事记时，从早期档案中意外发现了一封发黄的信件。更有意思的是，这封信的内容竟然与我们即将在北大开设的《水下考古学概论》课程有关。如果这封33年前的信件没有保存下来，这段历史很可能被永远尘封甚或消失。这封信是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写给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文物处负责同志 （时任处长黄景略）的，现摘录如下：

文物处负责同志：

　　我系吕遵谔同志参加您处召开的水下考古会议后，向系内汇报了会议情况。经系学术委员会认真讨论，一致认为开展水下考古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因此，我系愿意承担水下考古的教学工作，为国家培养人才。但由于各种原因，若由我系向学校申请恐怕很难如愿，若由教委向北大下达这项任务则较易实现。因此，我系建议由贵处给教委一司文科教学处联系，说明1、水下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2、希望北大考古系负责培养水下考古人员的教学工作；3、给考古系增加几名人员编制和增加一定的教学经费。

　　以上意见请贵处考虑并希早日和教委联系以利于这项工作的开展。致

　　敬礼

北京大学考古系

1987.1.15

　　信件内容十分清晰。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在这封信之前召开过一次有关水下考古的会议，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系副主任的吕遵谔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将会议情况汇报给系里（时任考古系主任宿白），即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希望北京大学考古系承担水下考古教学任务，为国家培养人才。经北京大学考古系学术委员会认真讨论，于是有了这封给文物处负责同志的信件。那么，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是否与当时的国家教委一司文科教学处联系过？为此，我电话向当年在文物处主要负责水下考古工作的王军先生了解了此事，他告诉我不记得这封信了，但确实与国家教委一司的一位副司长联系过这件事情，只是后来不了了之。之后，我再仔细查阅档案，又发现了当年9月12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已于1987年6月20日更名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致国家教委一司文科教学处的函《请支持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的函》（（87）文物字第672号），希望该处在人员编制和教学经费等方面给予北京大学考古系大力支持。然而，此函却未盖章，究竟是留存了尚未盖章的函，还是根本就未发出这个函，我没有继续考证。反正事实上是国家教委没有满足北京大学考古系要求增加人员编制和经费的需求，而北京大学考古系也从未开设过水下考古课程。因此，本应在中国水下考古起步阶段就计划在北京大学开设的水下考古课程就这么搁置了，而且一过就是30多年，直到今年春季准备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北京大学开设《水下考古学概论》。

二

　　由于此信涉及中国水下考古起步时的历史背景，这里略作进一步说明。1986年4月至5月，英国人迈克·哈彻 （Michael Hatcher） 在南中国海域野蛮打捞大批清乾隆年间青花瓷器等珍贵文物，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肆拍卖。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派出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冯先铭、耿宝昌二人赴荷兰考察此事，了解中国古代文物在阿姆斯特丹被拍卖的情况。在荷兰期间，新华社记者胡梦如采访了两位陶瓷专家，写成《我国陶瓷专家建议重视水下考古工作》 一文，并发表在 1986 年 6 月 10 日的新华社《参考清样》（第330期）上。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做出重要批示，责成国家科委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

　　在这个背景下，1986年7月9日，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与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联合召开座谈会。实际上，这次会议就是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成立的预备会议。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广州市博物馆以及国家海洋局、交通部、外交部、海军司令部等单位的领导与专家出席，共同探讨如何筹备在中国开展水下考古工作。除了广州市博物馆，参加这次会议的单位后来都成为1987年3月正式成立的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这次会议应该就是吕遵谔先生在信中提到的那次会议。根据这次会议形成的意见，1986 年 9月，国家科委、文化部联合向中央领导呈报了《关于加强我国水下考古工作的报告》（（86）国科发研字第0650号），提出“制定有关法规”“由文化部负责，建立水下考古的专门协调机构”“培训人员，建立水下考古科研队伍”“在经费上给予支持”“大力协同，搞好水下考古工作”等5条关于开展我国水下考古工作的建议。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作了重要批示，原则同意在中国开展水下考古工作。

　　此后几年，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完全是按照这个报告的5条建议逐步开展起来的。其中关于水下考古人才的培养，这个报告提出了“国内互培”模式，即利用我国现有条件从高校考古专业应届毕业生和文物考古部门中挑选合适人员到海军、交通部接受潜水和打捞技术的培训；从交通部、海军等部门选派潜水、打捞人员到高校学习考古基础知识。采用这两种办法，用一到二年左右时间即可为我国培养一批初步能进行水下考古工作的人员。该报告还“同时建议文化部、国家教委支持有关大学能及早开设水下考古课程”，显然这就是北京大学考古系给文物处写信的直接原因。当然，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中国水下考古人才的培养模式实际上只选择了前一种模式，即从文物部门和高校教师中选拔专业人员培训其潜水技能，这种培养模式一直进行到现在。30多年来通过这种方式共培训了8期水下考古专业人员，总计145人，其中多数人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的中坚力量。

三

　　1987年3月13日，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海军作战部，国家海洋局海洋管理司、科技司，交通部救助打捞局、水上安全监督局，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单位的代表及联络员出席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正式成立，同时明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为牵头单位。这次会议的纪要于1987年8月20日由文化部印发，纪要第五条为“加快培养我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的步伐，尽早建立我国自己的水下考古科研机构”，其中提到“北京大学争取尽早设立水下考古专题讲座，并承担对海军及交通部潜水人员的文物考古知识方面的培训工作。”这是对信中提到的让北京大学考古系承担培养水下考古人才的进一步说明，也是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9月12日致函国家教委一司文科教学处的重要原因。当然，国家教委为何没有满足北京大学考古系要求，北大考古系为何又始终没有开设成水下考古相关课程，其中详情就不得而知了。

　　以上这件事发生在1987年，对于中国水下考古而言，我们知道这一年绝对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与中国水下考古相关的事情还发生了很多。1月15日，北京大学考古系给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负责同志写信；2月6日，文化部发出《关于筹组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的通知》（文物字（87）第86号）；3月5日，国务院任命俞伟超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兼临时党委书记；3月7日，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印发《关于由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负责水下考古工作的函》（（87）文物字第101号），决定由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暂时负责有关水下考古的科研工作；3月13日，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成立；3月25日，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在杭州召开全国部分省区水下考古座谈会，通报国家决定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的情况，并部署相关工作；8月，英国海洋探测公司与交通部广州救捞局在广东台山上下川岛海域发现宋元时期沉船 （即后来被俞伟超先生命名的“南海Ⅰ号”）；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在考古部设立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并创刊《水下考古通讯》（内部刊物），俞伟超馆长撰写了发刊辞；12月1日，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讨论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研究了有关南海宋元沉船勘察、发掘的相关问题；12月19日至22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邀请日本著名考古学家田边昭三来华讲授水下考古学；同月，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文物处处长黄景略、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杜耀西赴广东考察南海宋元沉船，并委托交通部广州救捞局在广州潜水学校培训水下考古专业人员。

　　由此看出，1987 年对于中国水下考古是天时、地利、人和之年，这是中国水下考古的起步与奠基之年。这一年54岁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满怀激情亲手接过并栽下了中国水下考古这颗幼苗。从此，在其呵护下，这颗幼苗发芽、成长、壮大……直到成长为今天的参天大树。因此，俞伟超先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中国水下考古学科的奠基人。我们决定在北京大学开设《水下考古学概论》这门课程，何尝不是俞伟超先生对母校北大的反哺与回馈。

（作者宋建忠，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

原文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20年6月9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