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文物报社联合有关媒体平台共同推出“中国考古大讲堂”第二季水下考古系列讲座。首场讲座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宋建忠主讲《水下考古与中国行动》，本文为讲座纪要。

人类生活的地球，陆地被海洋包裹，人类很早就与海洋发生了关联。人类早期对海洋的认识不那么充分，随着对自然界认识加深、科技发展，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海洋的作用。海洋中蕴藏着各种资源，包括人类在里面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1830年代，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伊尔在《地理学原理》中讲到：“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海底聚集的人类艺术品和工业纪念物的数量可能比大陆上任何一个时期保存的还要多”。1925年，法国考古学家雷纳克（Solomom Reinach）说，“古代世界最丰富的博物馆坐落在地中海的海底……然而这家博物馆却还无法进入。”水下考古是从地中海起步的，中国考古学是西方舶来品，水下考古传来的更晚一些。

一、水下考古学是什么

1.水下考古学定义

水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或重要分支，是陆地考古向水下的延伸，它是调查、发掘、保护与研究淹没（全部淹没或部分淹没）于水下的人类物质文化遗存的一门人文学科。考古学又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是历史学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延伸和拓展。西方中世纪就有了对水下遗存的关注，近代考古学兴起后，1940年代便携式呼吸器发明，1950年代已经运用到水下考古。1960年代乔治·巴斯教授把它应用到正式的水下考古工作中，水下考古正式诞生。1987年中国水下考古诞生。

2.水下考古对象

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1届大会上正式通过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公约》规定，水下文化遗产是指至少100年来，周期性地或连续地，部分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所有人类生存的遗存，比如：(i) 遗址、建筑、房屋、工艺品和人的遗骸，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ii) 船只、飞行器、其它运输工具或上述三类的任何部分，所载货物或其它物品，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iii) 具有史前意义的物品。

水下考古的遗址，或者因为地震、海啸，或者海平面上升，或者陆地下沉，或者其他的一些灾害，形成了今天沉没在海底的遗址。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所有这些遗址今天沉没在水下，但当初肯定都是在陆地上的，不存在当初建在水下的遗址。

埃及亚历山大水下古城索尼斯-伊拉克利翁（Thonis-Heracleion）曾是一座只存在于文献中的埃及古城。1990年代，法国水下考古学家弗兰克·戈迪奥（Franck Goddio）团队在亚历山大附近阿布吉尔湾的水下发现这座古城。七、八米深处海底发现公元前4世纪古埃及第30王朝法老奈科坦尼布一世制成的石碑，碑文明确提及了所在城市的名字：索尼斯-伊拉克利翁。据学者研究，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是其海上贸易的繁盛时期，是当时从古希腊到埃及的一个重要海上贸易城市。学者推测，大概因地基不断下沉和洪水泛滥，这座古城在公元6到7世纪沉没，除了发现的石碑，还有60多处沉船，包括大量的石锚。

再举个比较有名的牙买加皇家港口遗址。这处遗址位于牙买加金斯敦海湾的入口处，是17世纪的加勒比海地区重要城市之一，建立在一片沙洲之上，而且高出当时的海平面不足1米。1692年，一场地震将其变为一片废墟，城市的三分之二沉入海湾。

国内的如海南海底村落遗址，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据后来的研究，这场地震震级可能达到了7.5级，把当时海口东北部东寨港一带近100个平方公里的72处村落全部沉入了海底。由于淤积问题，工作很难做，但这一带经常会看到可能和当时村落有关的遗物。湖北均州古城，1968年由于丹江口水库的建设被完全淹没，2015年前后进行了水下考古工作，其范围大概3平方公里，现在丹江口水下40多米处，我们连续做了几年工作。还有四川江口沉银遗址、上林湖窑址等。

沉船是水下考古遇到最多的一类遗存，我们做过的工作最多的也是这部分。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Belitung）海域发现，货品总数高达7万件，其中约6万7000件文物为长沙窑瓷器，其中有唐宝历二年（826）纪年。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浙江越窑器物、北方地区的白瓷（包括白釉绿彩器）和广东地区的产品。 

歌德堡号，瑞典东印度公司（1731～1813年）商船，1745年1月11日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的中国物品，包括茶叶、瓷器、丝绸和藤器。8个月后的9月12日，在离母港约900米的海面触礁沉没。 当时从沉船上捞起了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后竟然足够支付这次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而且还能够获利14%。

具有史前意义的物品类，比如约1.15万至7万年前的末次冰期，海水下降，台湾海峡变成陆地，台湾岛和大陆连为一体，古人类、古动物可以通过海峡迁徙台湾，海峡两岸发现了很多同类型古生物化石等。生物化石虽然不是人类的物质文化遗产，但对人类认识自然历史有重要作用，当然也是水下考古的对象。

其他还有2017年发现的江西抚州南城洪门水库摩崖造像，也是被后期水库淹没。台湾澎湖石沪，石沪位于潮间带，是利用海水涨退与鱼群洄游特点而设下的捕鱼陷阱，沪墙由大块岩石和珊瑚礁石垒砌在一起而成，澎湖地区目前大概遗留有明清时期的600多处石沪，这也是水下考古需要关注的。

3.水下考古学产生的背景

西方水下考古学产生的背景，大概有三方面。一是好奇寻宝，古希腊时期的地中海采绵活动就发现沉船，15世纪意大利内米湖发现沉船。二是近代考古，19世纪中叶近代考古学建立，19世纪后期西方海洋科考的开展。三是轻潜技术，1943年轻潜技术发明，1950年代运用到水下考古中。 

意大利内米湖沉船。据载，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建造了两艘70米长的巨船，后沉在湖底。1446年，建筑师阿尔伯特确定沉船位置。1535年，初步调查沉船，发现甲板。1827年，试图打捞失败，但采集了部分遗物。1839年发表了调查报告。1895年，文物商打捞出青铜狮子像等文物，被政府叫停。1929～1932年，墨索里尼下令排空湖水进行了发掘。1944年，二战时被德国炸毁。 

瑞士湖岸居住遗址。1850年代，瑞士卢塞恩附近的湖底发现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陶石器、骨角制品、木桩等。此后的百年，此类遗迹在阿尔卑斯山区内、外的湖边、河岸及湿地发现200余处，并发现大麦、小麦等作物。2011年，瑞士、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六国以“阿尔卑斯山地区史前湖岸木桩建筑”111处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维京船的发现。维京船是北欧维京人用于探险、贸易、战争的用船，活跃于8至11世纪的维京时期（Viking Age）。1863年，在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尼达姆沼泽地（现属于德国），发现了4世纪的沉船。此后在丹麦、挪威沼泽地中不断发现维京时期海盗船。

玛雅文明圣池。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丛林中有数千“水晶池”，有些可能是玛雅文明的圣池，其中最著名的是乞群·伊查泉，人们向池中的雨水之神恰克神奉献活人牺牲，并将贵重衣饰及各种财宝投入水中祭祀。美国驻尤卡坦领事汤姆森于1904～1907年用钢铁制的戽斗疏浚机并通过潜水进行了水下调查，发现40个以上体人骨、面具、金饰等遗物。1967年，墨西哥水下体育运动研究中心使用便携式潜水器再次进行调查，打捞出黄金制品、陶器、玉器、丝织品、人骨等4000多件遗物。

希腊安提基希拉沉船。1900年采绵者发现，雅典博物馆、希腊海军、潜水者共同调查，是第一次由国家层面参与的水下考古调查，1976年由库斯特再次调查。沉船时代为公元前1世纪。

4.水下考古的诞生与传播

1943年，法国海军雅克-伊夫·库斯托与埃米尔·加尼昂发明了水中呼吸器。1952～1957年，库斯托在马赛海湾对大康格路易沉船发掘，使用了空气抽泥机、浮篮、水下电话、水中照明灯、水下摄影机等机器设备。1960年，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副教授乔治·巴斯为团长，组成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古代沉船水下考古队，标志着水下考古学的诞生。

1961～1964年，以乔治·巴斯为团长的美、英、法、土耳其等国考古学者与潜水员组成的约20人的水下考古队对土耳其拜占庭时期沉船亚细·阿达第一沉船遗址调查发掘，这是第一次由考古学家将考古方法应用于水下遗址的发掘和研究。1967～1969对亚细·阿达第二遗址进行了发掘。

水下考古学的传播。1964年，英国成立了航海考古学会，并创办《国际航海考古与水下探索杂志》。1965年，在法国戛纳召开水下考古学国际会议成立大会。1966年，法国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水下考古研究中心。1966年，巴斯《水下考古学》出版。1967年，巴斯主持了一个水下考古技术培训班，来自10个国家40多名考古学家参加了培训，水下考古从此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开展起来。1972年，巴斯的学生吉米·格林出任西澳博物馆海洋考古部主任，开始了澳洲海域的水下考古工作。1973年，巴斯就职于德克萨斯A&M大学，成立了航海考古研究所，并兼任该大学人类学系海洋考古专业主任。1973年，苏格兰成立英国第一个海洋考古研究所。1978年，基思·马克尔瑞《海洋考古学》出版。1979年，格林展开对泰国湾的水下考古，掀开了东南亚海域的水下考古。1976年，韩国发现新安沉船，韩国水下考古起步。1977年，日本小豆岛“水子岩”水下调查，小江庆雄认为是日本第一次有计划进行的水下考古调查工作。

二、中国水下考古的诞生与发展

1.曾经的“躁动”

1974年3～5月、1975年3～4月，我国开展西沙群岛主要岛礁两次文物调查，取得重要收获。《夏鼐日记》当年关于此事的记载有4条。

1974年发掘泉州后渚沉船，《夏鼐日记》1973年12月20日中有“黄展岳交来泉州交通博物馆同志来信，谈海船发掘工作事”。1974年4月8日“福建博物院派苏垂昌同志等四人来京，为晋江后渚古船（海船）发掘事。”

1979年6月26日，夏鼐先生访问京都大学当天的日记提及“……松田询问中国研究海船及中西海运交通史的专家，特别询及周世德、田汝康在何机关工作。”《夏鼐日记》1973至1982年间还有四处提及周世德先生。

《夏鼐日记》1983年有两条提到邱克，即“上午山东大学邱克同志携刘敦愿同志的信来访”（2月21日）、“上午赴所……又写信给山东大学研究生邱克同志”（ 4月7日） 。邱克时为山东大学张维华教授的硕士生，主修中西交通史。

1983年，周世德先生发表《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与海洋考古》。同时，邱克也撰写了《海洋考古学与海交史研究》《浅谈海洋考古学》两篇论文。这三篇文章是中国水下考古诞生前对海洋考古的基本认知，比夏鼐先生在百科全书“考古学”总条中的相关认识（1985年）还要早，具有学术史价值。

英国基思·马克尔瑞（Keith Muckelroy）于1978年出版的《海洋考古学》，1989年邱克与戴开元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并于1992年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1983年5月，邱克参加了中国航海学会（及其下属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组织的“纪念郑和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提出了发展海洋考古的“四条建议”：（一）设立海洋考古研究所；（二）建立海洋考古探察打捞工作的领导系统；（三）建立国家航海博物馆；（四）组织古代航海和船舶的科学实验工作。

俞伟超先生曾经指出，“在我国，准备建立自己的水下考古学的愿望，始于要了解沿海岛屿上的古文化遗存情况。70年代在西沙群岛上进行的考古调查即为具体事例。因其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这种科学事业当然未能进行真正的筹划”。

2.导火索

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1752年（清乾隆十七年冬）“哥德瓦尔森”号商船驶离广州前往阿姆斯特丹，16天后沉没于南海。1984年，英国人迈克·哈彻发现打捞。1986年4～5月，哈彻委托荷兰佳士得在阿姆斯特丹大肆拍卖，拍卖约15万件瓷器，125块金锭等文物，总价值达3700万荷兰盾（约2000万美元）。

3.顶层设计

1986年4月22日至5月2日，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派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冯先铭、耿宝昌赴荷兰考察拍卖事宜。

1986年6月10日，新华社《参考清样》（第330期）刊登《我国陶瓷专家建议重视水下考古工作》文章，中央领导责成国家科委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1986年7月9日，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与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联合召开座谈会。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广州市博物馆以及国家海洋局、交通部、外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共同研讨在中国开展水下考古的相关筹备工作。

 1986年9月，国家科委与文化部向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联合呈报《关于加强我国水下考古工作的报告》，提出“制定有关法规”、“由文化部负责，建立水下考古的专门协调机构”、“培训人员，建立水下考古科研队伍”、“在经费上给予支持”、“大力协同，搞好水下考古工作”等5条关于开展我国水下考古工作的建议。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作了重要批示。

4.中国水下考古诞生——1987三标志

1987年3月，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成立。8月，意外发现“南海I号”。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成立。这三件事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正式诞生。

俞伟超先生是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开创者、水下考古学奠基者。1985年之前他是北京大学教授，之后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1987年创立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在当时一无人才，二无技术背景下，国家文物局选派张威、杨林、王军赴荷兰、日本学习潜水技术、水下考古。

1989年，中国水下考古三件大事。第一件是我们和澳大利亚联合培训了中国第一届水下考古队员，共11人。第二件是我们和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联合成立南海沉船调查学术委员会，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和日本考古学会会长江上波夫作为双方牵头人。第三件是法规建设， 1989年10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中国水下考古从起步开始，就有了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5.中国水下考古之发展

1989年以后，中国水下考古的大事件主要有：1991～1997年，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发掘。1998～1999年，西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2001～2004年，“南海I号”水下考古调查。2003年，阳江基地建成启用。2007年，“南海I号”整体打捞。2007～2008年，华光礁一号沉船发掘。2009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10～2012年，南澳一号沉船发掘。2014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独立建制，“中国考古01”船交付。2015年，南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2014～2020年，北洋水师甲午沉舰系列调查发掘。2018年，西沙群岛北礁海域深海考古，北海基地启用，南海基地奠基。2019年起，在山东大学、北京大学开设水下考古学概论。2020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更名为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2022年，长江口二号沉船整体打捞。

机构建设方面，1987年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水下考古学研究室；2002年9月改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2009年9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12年6月，加挂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14年6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独立。2015年1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并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20年11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更名为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装备建设方面，主要是“中国考古01”考古专用船。2013年4月，该船在重庆开工建造；2014年8月，青岛交付使用；2014年9月，首航丹东海域，进行甲午战舰致远舰的调查。该船长56米，宽9.9米，排水量近千吨，船上配置了工作室、文物保护实验室、仪器设备间、减压舱、工作艇、救生艇等。

基地建设方面，2003年底建成内设基地——阳江基地。2010年前后，国家文物局相继挂牌成立了武汉基地、青岛基地、宁波基地和福建基地4个基地。位于海南琼海的南海基地即将交付，将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的最大基地。

人才建设方面，目前已培养水下考古、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各类人才196人（不含港澳台数据）。培训班类型丰富多样，涵盖水下考古、出水文物保护、专题技术与技能培训（如GIS技术培训）等，基本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人才培训体系。培训范围逐步扩大，由单一的潜水技能培训逐步走向内容多元化，学员多元化，培训工作基本聚焦于促进水下考古学研究与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两大主题。其中第8期“一带一路”沿线培训班的学员中有来自柬埔寨、泰国、伊朗、沙特的6名队员。我们从最早3名队员赴荷兰、日本培训到现在反哺国际，辐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国水下考古走过了一条这样的道路。

学科建设方面，2019年起，我们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开设了水下考古学概论，由10位水下考古工作者集体授课。

水下考古遗存方面，截止2016年，我国已确认241处水下文化遗存（不含港澳台数据）。遗址类型海洋为主，兼有内水，水下文物点（97处）、沉船（115处）、聚落址（13处）、墓葬（3处）、水利设施（5处）、建筑（4处）、其他（4处）。遗址时代主要集中在宋、元、明、清。

科研方面，出版了《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福建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遗址》《福建连江定海湾沉船考古》、南海Ⅰ号沉船考古系列报告等报告。翻译引进了《水下考古操作指南》《水下文化遗产行动手册》《韩国海洋出水文物保护手册》等。2017年中国水下考古30年的时候，我们又创办了《水下考古》辑刊，目前已出版三辑，已成为水下考古调查发掘、出水文物保护成果发表的重要阵地。为献礼中国考古百年，最近出版了《中国沉船考古发现与研究》。

技术攻关方面，考古学是和科学技术关联度非常紧密的一个人文学科，水下考古更需要利用科技手段。我们的探测技术尚有瓶颈，中国海况复杂，尤其近海的浅水海域多浑浊、泥质，发现探测水下沉船或遗址的难度很大。2018年，我们和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联合成立了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同年4月，选择西沙群岛的北礁海域开展深海考古探测，利用深海所的“探索一号”母船及其搭载的“深海勇士”载人潜器，多波束扫测量312公里，下潜7次，潜时66小时51分，下潜最大深度1003米，发现提取器物标本6件，形成水下与水面视频资料2000G、深海考古完整档案1套。联合实验室正在进行的另一项工作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水下考古探测关键技术研发”。经过2018年的探索，我们知道深海考古的成本非常高，如果没有探测手段提前发现水下遗存，无目标下潜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联合设计研发深海考古探测专用AUV，设计下潜深度1000米，续航时间15小时。

中外合作交流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水下考古与韩国、英国、法国、希腊、意大利、沙特、伊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入。2018～2019年，开展了中沙塞林港联合考古，受疫情影响，工作暂停。塞林港位于红海沿岸，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既有陆地考古，也有水下考古。在陆地港口遗址发现了伊斯兰教墓地，对墓碑进行了拓片，发现有中国瓷片、波斯釉陶、铜砝码等。其中，铜砝码与南海一号所出铜砝码近同。综合碑文、陶瓷器及文献记载，塞林港遗址年代为9～13世纪，延续时间较长，是此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其存续时间与中国海外交往与贸易的兴起时间基本一致。此次合作，是中国首支登陆阿拉伯半岛的考古队，对于深入研究阿拉伯乃至中东地区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意义重大。

三、中国水下考古典型案例

1.三道岗元代沉船

1991年至1997年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发掘。发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出水了一批完整的瓷器，对研究我国古代北方地区海上贸易史和陶瓷生产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这艘沉船长约21米、宽6米，船体已被蚀，仅余船体中的瓷器与铁器。铁器主要为犁铧与锅，瓷器则主要为元代磁州窑瓷器，如白釉黑花的龙凤罐与婴戏罐及梅瓶等。也有少量仿建窑白黑釉，绿釉瓷器。获得“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俞伟超先生评价：“是我国首次全凭自己力量来实现的一项正规的水下考古工作”。

三道岗沉船水下考古是我国首次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的一项正规的水下考古发掘，对起步阶段的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从沉船遗址及凝结物的堆积情况看，推测原船长20～22米、宽8.5～9米、高3.2～3.5米，应是北方常见的船底平缓的沙船。船板碳十四测定为距今740年±80年，出水器物以瓷器为主，比较完整的器物约一千余件，具有明显的元代磁州窑烧造风格。船货以磁州窑瓷器和铁器为主，并通过海路向北方地区运输，表明这是一条贸易商船。元代商品流通业已非常发达，磁州窑的生产技术、产品销售的辐射范围相当广泛，是民间不可或缺的用品，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今天的外蒙古、朝鲜、日本等地均可见其踪影。

2.南海Ⅰ号

1987年8月，交通部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打捞公司合作在广东南海川山群岛附近搜寻一艘外国沉船时，意外发现“南海I号”。1989年11月，中日联合组成了“中国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对“南海I号”沉船进行了首次的水下调查，确定了沉船位置。2001年春季、2001年9～10月、2002年3～5月、6～7月、2003年4～6月、2004年4～6月进行了数次水下考古调查。2005～2006年制定了整体打捞的方案。2007年整体打捞。2013年11月28日，“南海I号”保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南海I号”为“福船”，亦称“大福船”，是中国古代风帆动力船类型之一，因性能优良,福船成为远洋贸易的典型船型，宋元时期是海上的主要运输船。主要形制为尖底造型,方头阔尾,多水密隔舱,规模大，结构坚固，具有多重板结构，装载容量大,稳性好抗风力强，吃水深适于远洋。采用先定龙骨,然后安装肋骨及框架结构的船壳法建造。

“南海Ⅰ号”文物种类比较庞杂，主要有瓷器、铁器、铜器、金器、银器、朱砂水银、动植物残骸等。其中既有船货，有船上的生活用具，也有旅客所携带的物品。同时，沉船遗址还包括反映埋藏环境与沉船关联的大量海洋生物残骸以及历史不同时期的遗留物。沉船中出土的动物遗存按来源对象和先后顺序大体可分为3类：当时海员所用（随带或利用）的动物资源、沉船之后形成的动物遗存堆积和发掘时混入的动物遗存。沉船携带的家养动物中以羊的数量最多（86件，以绵羊数量较多），次之以家鸡（46件）和家鹅（40件），猪的数量相对较少（9件）。

“南海I号”沉船整体打捞与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展示是中国水下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典案例，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经验。“南海Ⅰ号”文物既有船货，又有船上的生活用具，也有旅客所携带的物品，结合纪年瓷器及其它陶瓷器，可以确定沉船为南宋时期。沉船中大量铁制品、异域金属制品的出现和传统文献记载有很大的差距，为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以及航海贸易提供了新的材料。“南海I号”的船体相对较好，对研究中国古代船型发展、造船技术及航海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3.南澳一号

沉船位于广东汕头市南澳岛东南附近海域（东、南海分界线），地处我国传统的海外贸易线路之上。2010～2012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合作对“南澳一号”进行水下考古发掘，对船货进行了清理。船体南北走向，残长24.85米，最宽处7.5米，保存25道隔舱板。出水文物以陶瓷器为主总计20684件。

南澳一号沉船时代为万历年间（1572～1620年），始发港口应为漳州月港，经马尼拉中转与西班牙人进行交易，然后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运往墨西哥的阿尔普尔科港口，最后辗转到欧洲市场。隆庆开海（1567年），漳州月港近水楼台，闽南商人独占先机，福建商船将大量的丝绸和瓷器等物资运到菲律宾马尼拉，奠定了大帆船贸易的基础。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是西班牙人以菲律宾马尼拉为基地开展的贸易，其货物主要依赖中国商人供应。据文献记载，1580年以后每年到菲律宾的中国商船有40～50艘之多。从马尼拉回国的中国帆船，除银元外几乎别无他物，大量的西班牙银元输入闽南，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4.甲午沉舰系列调查

2014年，我们开启甲午沉舰系列调查，这个和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沉船考古不一样，甲午海战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惨痛和耻辱的历史。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爆发于黄海北部海域，鸭绿江入海口（时称大东沟）的西南，共有扬威、超勇、致远、经远四艘沉没于交战区。

致远舰是晚清北洋水师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建造的穹甲防护巡洋舰，长72.6米，宽11.58米，排水量2300吨，航速18.5节。经远舰是晚清北洋水师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制的一艘装甲巡洋舰，长82.4米，宽11.99米，吃水5.11米，排水量2900吨，航速15.5节。

致远舰发现了有舰名标识的餐盘。经远舰通过分析和前期水下考古调查成果，锁定“经远”铭牌区域，开展水下考古发掘，发现“經遠”舰铭位于海泥下5.6米深，木质髹金，倒置，每字大小52～57厘米，两字间距1.2米。每个字用一块整木板用“减地阳刻”法雕成。从字体间缝中用铆钉固定于外壳舷墙上。

2018、2019年在威海湾发现定远舰残骸，最重要证据就是定远舰铁甲，长2.86米、宽2.6米、厚0.33米，重约18吨。

甲午海战是木质帆船战舰被蒸汽机装甲战舰取代以后第一次大规模海战，是世界各国海军教科书上的经典案例。致远舰、经远舰的发现确认，为研究近代军舰的建造提供不可多得的实物。甲午海战是中日近现代发展的分水岭，改变了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格局。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戊戌维新变法，变法虽然也失败，但留下了唯一遗产——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甲午战争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勿忘国耻、铭记历史、知耻而后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实现。

（作者：宋建忠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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