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中华文明，赓续历史文脉。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推进文物考古成果的宣传推广，国家文物局、人民网主办，国家文物局新闻中心、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人民网+客户端、人民网文娱联合承办的“探源中华文明”第三季中国考古大讲堂线上播出第七期。本期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辉主讲《中华文明与中国古代人群》，介绍中国现代人起源的独特性和连续性。

讲座内容摘录如下。

2022年，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发现“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为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再添新证。人类骨骼化石或古代人骨材料是田野考古中的重要遗物，也是探寻“我们从哪里来”的重要线索。正因如此，我国考古学者和体质人类学者正努力“让人骨去说话”，不断揭示古代人类的起源发展、古代人种的形成分布及其与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关系。一系列考古研究表明，中国现代人类（晚期智人）的起源发展具有明显连续性，其演变过程从未中断或被外来人种替代，这是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一个重要基础。

郧县人3号头骨

学堂梁子遗址B区发掘现场

一、中国现代人类的连续进化特征

属于直立人进化阶段的北京猿人（距今70—20万年）表现出的铲形门齿、较扁平的面部以及稍矮的鼻梁等体质特征，与辽宁营口金牛山人（距今20多万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约3万年）等智人阶段更为接近，而与欧洲地区尼安德特人、克罗马农人体质形态明显有别。距今约13万年的贵州盘县大洞人牙齿化石已经具备早期现代人的特征，而距今12—8万年的湖南道县人牙齿化石已经完全具有现代人特征。

北京猿人（直立人）牙齿化石

周口店遗址第4地点牙齿化石（早期智人）

“道县人”牙齿化石

如果按照现代人单一地区起源论的话，距今10万年左右现代人可能还没有到达东亚大陆。中国境内发现的大洞人、道县人等晚期智人化石，比原先预料的现代人到达东亚大陆的时间至少早7.5—3.5万年，对于探讨现代人在欧亚地区的出现和扩散乃至冲破单一起源论的桎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13年，国际著名期刊PNAS发表北京周口店田园洞人DNA研究成果，文章指出在距今4万年的一枚牙齿化石上发现与现代亚洲人和美洲人土著（主要是蒙古人种）有着密切血缘关系的DNA，相关遗传信息与现代欧洲人和雅利安人已经分属不同人群。这表明至少在4万年前，北京地区的古代人类和现代中国人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

现有研究表明，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直立人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智人，中国古代人群的体质形态一直处于连续演化状态，中间可能存在着早期的人群混杂现象或是基因交流，但本地连续进化一直占据主导，由此形成中国现代人类起源的连续性和独特性。

二、早期人群分布与中华文明起源发展

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与古代人群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至少在距今三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南北地区古代人群就已出现分化现象。北京山顶洞人与广西柳江人，同属蒙古人种，但体质形态略有差异，可分出两个亚人种。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以来（距今10000—8000年左右），中国古代南北人群的分化进一步加剧，同时出现人群间的融合互动。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人群，面部较扁较高；广西甑皮岩遗址人群，额头较大，脸部较短；中原地区贾湖文化人群体质形态则介于两者之间。人骨DNA分析表明，这个时间段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人群交流互动，兴隆洼文化人群可能越过燕山山脉到达京津地区，岭南甑皮岩文化可能影响到越南地区。按体质形态划分，上述三类人群可以归为古东北类型、古华南类型和古中原类型，此外东北亚大陆还存在着古华北类型、古西伯利亚类型、古蒙古高原类型、古西北类型等不同人群。

兴隆洼文化（左上）、贾湖文化（右上）、甑皮岩文化（下）体质形态对比（王明辉供图）

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7000—5000年左右），古代人群出现跨区域的大规模的迁徙互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可能翻越燕山深入到华北平原中部一带。黄河流域的庙底沟文化向外扩张明显，西至甘青地区，北到燕山南北地带，南到长江中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其中一支可以向南深入到浙江福建等地，以至于我们后来所称的“南岛语族”很有可能和大汶口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青铜时代早期的二里头遗址人群来源更为多样。人骨分析表明，多数人的体质特征仍为古中原类型，少量人群来自黄河上游、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此外，二里头遗址人群与商周时期人群有密切联系，他们之间从主体人群上存在着延续性。

二里头遗址出土人类遗骸锶同位素比值柱状图

从龙山时代到商周时期的千余年时间里，有一种发生在大脚趾骨的骨骼变形长期存在，一般认为这是跪踞所致。龙山时代中原地区部分人员是如此，到了殷墟时期无论男女老幼皆有，及至东周此类现象基本不再见。殷墟时期因跪踞发生的脚趾骨变异现象，可以远到陕北、宁夏以及鲁南地区，可见商文化影响力之长久持续。

跪踞所致脚趾骨的骨骼变形

人骨分析显示，东周时期保持了史前或是夏商时期中原地区人群为主的局面，同时也包括大量来自南方、北方或西部地区的人群。如战国晚期河南一带发现西部秦文化或秦人征战的遗迹，包括秦军队本身也不完全是本地人群，也吸纳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士兵。向前推溯至早商或早商之前，北方地区乃至草原地带人群不断南下，推动着南北人群不断融合。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中国境内除了东亚蒙古人种之外兼有北亚、南亚等人群体质因素，基本确立现代中国人的基因类型和体质特征。

由此表明，中国大陆是蒙古人种最主要的发祥地之一，中国现代人起源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和连续性。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人群开始出现南北分化现象。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中国古代人群南北分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同时出现了人群间的融合互动。及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群间的迁徙与融合加剧，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人类学或生物结构学基础。夏商周时期人群大范围迁徙融合，中国古代人群的基因和形态产生震荡和重组，秦汉时期中国古代人群的基因体质格局基本确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体质人类学证据。中国古代居民群体体质特征上的连续性及其发展序列是比较清楚的，所呈现的差异基本是单一蒙古人种下的地域性人种差异，之间虽与西方人群有过交流但不是主流，因此中国古代居民的体质发展过程是遵循着一种连续进化兼有杂交的模式，对中华文明长期稳定和延绵不绝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