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沉船与海上丝绸之路
来源: 2017-6-30 15:58:13作者:梁国庆
新安沉船位于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是《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绘航路的群山列岛处。沉船发现于1975年5月,自翌年10月开始,至1984年9月,韩国文化财管理局先后共进行了10次大规模的发掘,历时九年,出水了沉船遗骸及大量文物。
保护修复后的新安沉船
经发掘,该沉船船体残长约28、宽约6.8米,船艏向西北方向323°,水深约20米,船身向右倾斜约15°,船体由7个舱壁分成8个舱,上部腐朽,下部埋藏在海泥之下,保存较好。经过发掘,共出水船体构件455块,其中残存外壳板17块,板与板之间铠张法连接,桅座两个,龙骨断面为方形,由船艉、中部和船艏三部分组成,前后龙骨和中央龙骨结合处分别嵌入白铜镜和铜钱,前部结合处的垂直向断面有较浅的圆孔,其内放置雕花白铜圆镜,孔口用木塞封盖,船艉部分的龙骨结合处凿有9孔,其中7个孔内各塞入一枚“太平通宝”,并用木盖封盖。该沉船与泉州后渚沉船船体型线相似,龙骨的构造和链接方式与蓬莱元代沉船一致,其曲线型龙骨和龙骨上的“宝寿孔”构造与福建造船传统相符,俗称“七星伴明月”。隔舱壁、舱壁肋骨的构造和装配与中国木船建造技术一致,一般认为该船是建造于福建的福船船型。
沉船发掘出水大量文物,主要有铜钱、陶瓷器、金属器、石材、墨书木简、紫檀木、香料、药材、胡椒和果核等等。其中,数量最多的为铜钱,达28吨,皆为中国铸造,年代包括唐、北宋、南宋、辽、金、西夏、元,最晚为元代“至大通宝”。出水了20691件陶瓷器,仅7件高丽青瓷和2件日本濑户窑釉陶,其余皆为中国陶瓷器,以龙泉窑青瓷器居多,约占60%,达12377件,器形有盘、碗、香炉、瓶、罐、执壶、高足杯、匜、盆、盏托等,皆为元代流行造型;另外景德镇窑白瓷和青白瓷共5311件,约占26%;黑褐釉瓷器共509件,约占2.4%。这些陶瓷器的产地,几乎涵盖了当时各地代表性窑场,涵盖了浙江、江西、福建、江苏、广东、河北等,尤以南方窑口居多。出水金属遗物729件,有瓶、香炉、灯盏等配套的宗教文物和锁、铜镜、炊具等日常生活用品。新安沉船还出水了墨书木简364支,应为沉船的货物标签,其中一件墨书有“至治三年”(1323年),为判别沉船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木简墨书铭文还有“东福寺”、“钓寂庵”、“答琦宫”等日本寺社名,“东已三郎”、“七今二郎”、“卫门次郎”、“本七今二郎”、“协冲二郎”、“又三郎”等日本人名,还有“纲司”等字样。另外,还出水石材43件,紫檀木1017根,以及大量的香料、药材、胡椒和果核等。根据出水文物的特征、墨书文字,并结合文献,初步推断新安沉船应该是元至治三年从庆元港(宁波港)出发的,前往日本博多港进行贸易的海船。
“庆元”铭文青铜权(左图)
龙泉窑青瓷荷叶罐(中图)
墨书木简(右图)
中朝隔水相望,中日一衣带水,天然的地理优势,很早便形成了东北亚地区的海上交通航路网络,并依托这一网络进行商贸往来和政治、文化交流,学界或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与中国东南沿海通往东南亚、印度洋的“南海航线”相得益彰。新安沉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见证。
古代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共同组成东北亚海上贸易圈,其海上交流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据研究,中国南方的稻作农业就经海、陆两路传入日本和朝鲜。据学者们的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东北亚海上航线形成了以下几条航路:
(1)登州道 形成于秦汉之际,北宋之前为主要航线,这是最早通往朝鲜、日本的海上航线,文献记载较多。最初的航线是登州(今蓬莱)出发,沿长山列岛渡渤海海峡,沿辽东半岛南海岸抵达朝鲜半岛,沿朝鲜半岛海岸线南下,穿过对马海峡,最终到达日本列岛的北部。这条路称为北路航线,又称北路北线。
(2)黄海航线 形成于5世纪左右,受高句丽称雄辽东影响,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密州、莱州等地横跨黄海,直达朝鲜半岛西海岸。“至六朝及宋,(倭人)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则以辽东非中国土地故也。”
(3)明州道 本航线以宁波港(明州港、庆元港)为始发港,分南北两条:北线形成于秦汉,至隋唐时期成为中、日、朝之间的主要航道,由东南沿海直接横渡东海,抵达朝鲜和日本;南线起于8世纪初,从江南的扬州、盐城、明州发帆,横渡东海南部至奄美群岛、逐岛北上至九州,为“南路南线”,即东海航路史上著名的“南岛航线”。
唐宋以来,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的崛起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明州逐渐代替登州成为中朝、中日海上交通的主要港口。南宋定都临安后,“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藩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即明州)得受而遣焉”。
元朝政府实行了比南宋王朝更加积极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虽然忽必烈曾两征日本,均以失败而告终,中日官方的往来近乎绝迹,然而民间贸易却异常繁荣。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 年)取得江南之后,即于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又先后于温州、杭州、广州设市舶司,总数达7处。大德以后,集中到庆元、泉州、广州。元朝统治者不但允许外国人“往来互市,各取所欲”,还要求各市舶司“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其中,庆元港作为元朝三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几乎包揽了对日本、朝鲜贸易,成为最为重要的贸易口岸,其主要航线为明州道。每年五六月间,利用西南季风,从庆元出发北上,前往博多港;返程多在来年三四月间,乘东北季风南下。大运河将国内各种货物源源不断运往庆元,在此装船,沿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等地,同时也把国外货物运回贩卖。新安沉船中发现了两件“使司帅府公用”铭文盘和一件“庆元”铭青铜权,权身两面分刻“庆元”、“庚申年”,为新安沉船的始发港提供了参考依据。1978 年,在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一艘古船,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等,与新安沉船中所见的瓷器品种组合相似,也从侧面说明了新安沉船与庆元港的密切关系。新安沉船出水墨书木简铭文包括“东福寺”、“钓寂庵”、“答琦宫”等日本寺社名,应为货主,东福寺建于1236年,是京都最大的临济宗禅寺,钓寂庵建于1242年,为博多承天寺的塔头,而成天寺又为东福寺的末寺,答琦宫建于921年,是福冈市东区箱崎的八幡神社,可见博多是新安船的目的地之一。新安沉船出水的1000多根紫檀木,其产地在东南亚或印度尼西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与南海航线的联系。
新安沉船出水文物品类繁多,精彩纷呈,以考古实物的形式展示了元代东北亚海上贸易的真实面貌,对研究宋元时期东北亚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文章来源:2017年6月30日中国文物报第3版。